从2018年至今，贵州茅台董事长从袁仁国换成了李保芳、再到高卫东，如今的丁雄军，已经是短短5年内贵州茅台的第四任董事长了。虽然袁和高的卸任理由众所周知，但领导更迭频繁的背后，必然导致贵州茅台的政策延续性差。这一点，在产能扩张上表现最为突出。
在此之前，行业内将茅台历任领导人，大体上划分为1980-2000年邹开良、季克良的“技术茅台”时代，2000-2018年袁仁国的“国酒茅台”时代，到2018年，李保芳提出打造“文化茅台”时代。基本上，茅台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定力，一切动作都是围绕“稀缺性”上做文章。无论是酱酒的“12987”复杂酿造工艺，还是长达五年的超长储存周期，以及茅台镇7.5平方公里的酱酒核心产区、巴拿马获奖事件等，茅台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把“稀缺性”这个故事讲到了极致。而时刻强调的稀缺性，又为茅台的高端价位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但这种定力，似乎被近些年频繁更迭的领导动摇了。一个例子就是，几年前李保芳在茅台集团“十三五”中华片区6600吨茅台酒技改工程项目启动仪式上曾表示，该项目建成投产后，结合茅台核心区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考虑，短期内将不再扩大产能规模。
“至少10年之内不会再扩产！”李保芳是这样说的，但他的继任者显然不是这么做的。前文我们也提到，今年茅台已经四次宣布扩产，而这次扩产至7.6万吨，相当于再造了1/3个茅台。
董事长越换越勤，产能也越扩越快，茅台战略定力摇摆的背后，当然有新领导壮大业绩的因素在内。毕竟作为行业龙头的新任领导，短期内想在技术创新或市场营销上实现大的突破、作出新的成绩，既需要时间，试错的风险也大，而砸钱扩产在酒行业素以见效快著称，基本上是个只要有钱就能办的事，而茅台现在最不缺的恰恰就是钱，也就难免出现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事了。
茅台当然不是不能扩产，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在1958年就提出了茅台酒要“搞到一万吨”的设想。这在当时，一是为了满足国人的口福，二是为了出口创汇。但当茅台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，在饮用属性之外，还附着有奢侈品属性、收藏属性和金融属性时，过度扩张产能，将对茅台业已成功建立起的高端品牌形象造成戕害。而产能扩张的同时，茅台也必将在多个价格带布局新产品，对行业格局的影响，同样值得观察。
可以预见的是，茅台产能扩张还没见顶，毕竟贵州省政府、遵义市政府、仁怀市政府都在“十四五”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相关文件中提及：支持茅台酒产能达10万吨、茅台系列酒产能达10万吨。贵州茅台在其“十四五”规划里，则明确了“世界五百强”的新目标，而产能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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